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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<b></b>陆云和陆震廷大吵了一架。

    不是那种提高声音的争吵——在这栋房子里，没有人会提高声音。提高声音意味着失控，而陆震廷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失控过。他们的争吵是另一种形式：沉默的、冰冷的、每一个字都经过计算却依然像刀子一样锋利。陆震廷说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陆云说，我知道。陆震廷说，你以为搬出去就能解决问题？陆云说，搬出去至少能让她睡个好觉。

    陆震廷没有再说话。他坐在书房的椅子上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。他的目光越过陆云，落在身后的书架上——那些按颜色和大小排列的、从未被翻过的精装书。《资治通鉴》《二十四史》《曾国藩家书》，书脊上的烫金字在台灯下闪着冷光。然后他转回来，看着自己的儿子。

    “你以为你在保护她。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像是自言自语。

    “我在做你当年做过的事。”陆云说。

    陆震廷的眼角动了一下。很细微，但陆云看到了。他父亲的眼角有一条很细的疤痕，是三十多年前在东北出差时留下的——那次他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等了客户六个小时，回到酒店发着高烧，不小心撞到了暖气片。陆云小时候问过那道疤的来历，陆震廷只说了两个字：冻的。后来他从母亲那里听到了完整的故事。那个客户第二天把合同签了，陆震廷带着三十九度的高烧坐火车回了重庆，一下火车就进了医院。

    但他没有问“什么事”。他知道陆云指的是什么。三十多年前，他也曾为了一个女人和他的父亲对峙过。那个女人后来成了陆云的母亲。沈佩兰当年也不是什么名门闺秀——她父亲只是重庆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，母亲在街道办做会计。陆家老爷子当年也反对过，也拍过桌子，也说过“门不当户不对”这种话。但陆震廷没有搬出去。他没有和他父亲决裂。他用的是另一种方式——更耐心的、更迂回的、更像一场马拉松的方式。他用了三年时间，用业绩说话，用他在海外事业部的每一张订单、每一个项目、每一次谈判来证明自己不需要靠联姻也能把陆氏做大。三年后，老爷子松了口。沈佩兰嫁进了陆家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过“门不当户不对”这句话。但她也付出了代价——她花了三十年把自己变成了现在这个沈佩兰。那个在中学操场上和陆震廷偷偷牵手、被蚊子咬了一腿包也不肯回教室的姑娘，早就不见了。

    他以为陆云也会走同样的路。先忍耐，再证明，最后在某个合适的时机带着胜利归来。但陆云没有。

    “你妈当年——”他开了个头。

    “她不是你现在的妻子。”陆云打断了他。不是愤怒的语气，而是疲惫的。像一个已经走了太远的人，不想再绕路。“她在你把她带回家之前，也被人查过吗？也被人拍过照片吗？你爸也把一摞文件摔在你面前，说这个女人不配进我们家的门吗？你当年至少还有机会用三年时间证明自己。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你把调查报告摔在我面前的那天晚上，你让我选择——选她，还是选陆氏。你没有给我三年。”

    陆震廷没有回答。他的手指在桌面上微微蜷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你当年没做的事，现在对我做了。”陆云说完，转身走出了书房。他没有摔门。在这栋房子里，没有人会摔门。他只是把门合上，合上的声音比平时更轻，轻得像一片雪落在雪山上。

    他走回客房的时候，尼玛正在把那条蓝白相间的毯子叠起来。她的动作很慢，先把毯子铺平，对折，再对折，用手掌把每一个褶皱都抚平。她没有问他怎么样了——他脸上的表情比任何答案都清楚。他的眼眶没有红，但他的眼睛里有血丝，比那天在赵家饭局上时更多、更密。她只是把毯子放进她从加德满都带来的那个布袋里。那个布袋已经洗得发白了，边缘磨出了线头，布面上还残留着一小块酥油的印记——那是洛萨节那天阿妈做酥油茶时溅上去的。她来重庆的时候，里面装着两条毯子和一身换洗衣服。现在里面还是那些东西，加上那盏小酥油灯碗。她把布袋的口扎紧，拉了拉绳子，然后站起来。

    她站在客房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屋子。她在这里住了快两个月。床头柜上放过她从加德满都带来的酥油灯碗，窗台上摆过她织了一半的毯子，枕头上还留着她头发里淡淡的酥油味。这间屋子从来没有真正属于过她，但她在这里哭过、咳过、跪在窗前念过一百零八遍心咒。现在她要走了。她伸手摸了摸床头柜的表面——红木的，冰凉光滑，没有一丝她留下的痕迹。

    “走吧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我要去哪？”

    “去哪里都好。”

    他们搬进了陆云在市区的公寓。

    那套公寓在南岸，四十层，两室一厅，落地窗正对着长江。和陆家大宅相比，这套公寓小得像个储藏室。没有红木家具，没有水晶吊灯，没有枯山水庭院。客厅里只有一张灰色的布艺沙发、一张玻璃茶几、一台挂在墙上的电视。卧室的床是一米五的，比客房的床窄了一截。厨房的灶台上只有两个炉头，抽油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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