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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什么？”招待所服务员一脸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的确良、夹着公文包的女人。

    王美兰瞥了服务员一眼，将巴掌往前一推，又道：“后天15号、大后天16号，这两天我把你这招待所所有的房间都订下来，需...

    我搁炕沿上坐了半宿，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，像一小堆焦黑的蚁丘。窗外山影沉沉，松针在夜风里沙沙地响，仿佛整座大山都在屏息听我说话。我不是写故事，是在打捞一段被水泡得发胀、又被日头晒得打卷的旧事——它不光是我奶嘴里的香蕉味儿，还是王大巴掌藏在铁皮匣子底下的那三张泛黄纸片，是王三喜蹲在老榆树根上，用烟锅敲着鞋帮说“你爷当年没白替人跑腿”的那一眼。

    天刚擦亮，我就蹬上胶鞋进了后山。不是打猎，是找坟。王大巴掌的坟在鹰嘴崖下第三道坳里，早年立过一块青石碑，八十年代修林场路时推平了，只留个土包，长满牛筋草和刺槐。我带了把镰刀、一捆黄纸、半瓶白酒，还有我奶昨儿夜里硬塞给我的东西：一个褪了漆的铁皮饼干盒，盒盖内侧用蓝墨水歪歪扭扭写着“一九七二·秋·美兰手记”。

    盒子里没股票，只有一叠纸——不是证券交易所印的，是县百货公司内部油印的《鲜货站分红明细（1978—1985）》，纸页脆得一碰就掉渣，边角卷曲，墨迹洇开成一片片淡青的雾。最上面一页，红戳盖得端正：**“遵照省委办公厅[1977]第112号文件精神，对原私营工商业者历史遗留资产实行‘分期返还、实物折价、按劳计酬’试点政策”**。底下密密麻麻列着姓名、股份数、每月应得米面油折算斤两，还有手写签名栏。我奶的名字在第三行：“王美兰，持股叁股，月兑高粱米拾贰斤、豆油壹市斤、粗盐伍两”。她妹妹王美凤的名字紧挨着，后面多加了一行小字：“代领其父王守业名下贰股”。

    我蹲在坟前，把黄纸一张张铺开，白酒沿着土包边缘缓缓浇下去。酒渗进土里，发出细微的嘶声，像谁在地下轻轻叹气。风突然大了，掀开油印纸最底下压着的一张薄纸——那是张存根联，编号“冀北供销总社·补字第0047号”，内容只有半句：“……兹确认王氏鲜货店历史股本金共计人民币捌仟贰佰陆拾元整（按一九五六年估价），分廿四年返还，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终止。”

    八千二百六十块。一九五六年值什么？能买三间青砖瓦房，能供两个孩子念完中专，能在县医院住三个月院。可八十年代初的八千块，连镇上那台拖拉机都买不回来。这钱不是还，是赎——拿时间、拿粮食、拿油盐酱醋，一勺一勺，舀走整整二十四年。

    我点着火，纸灰腾起来，打着旋儿往山坳深处飘。一只野鸡从灌木丛里扑棱棱飞出，翅膀掠过树梢，惊起几只灰雀。我忽然想起王三喜说过的话：“你爷那会儿不是看店的，是押车的。东北运香蕉，山东拉苹果，河北收山楂，全是他跟着火车皮跑。他胳膊上那道疤，就是卸货时让冻僵的橘子筐砸的。”我摸了摸自己左小臂——那里有道浅白的旧疤，小时候摔的。可王三喜说的是右臂。我愣了下，低头翻油印纸，在“王守业”名字后面，备注栏写着一行极小的字：“工伤致右臂桡骨陈旧性错位，1963年县医院诊断书存档”。

    我脊背一凉。

    我爷没死于肺炎。他死于一九六三年冬天。死因不是病，是工伤。而县医院那份诊断书，从来就没到过我家手里。

    我起身时腿麻了，扶着一棵歪脖子松才站稳。远处山梁上，一辆蓝色皮卡正颠簸着开过来，车斗里堆着几捆新伐的松木，车厢板上坐着个穿迷彩服的男人，叼着烟，正朝这边张望。是李大锤，村东头开锯木厂的，也是王三喜的表侄。他看见我，远远挥了下手，车没停，径直拐进了林场废弃的砖窑口。

    我攥着那张存根联往回走，脚底踩断枯枝的声音格外脆。路过老榆树时，我下意识摸了摸树皮——树干西侧有道深痕，是斧砍的，斜着向下，像一道凝固的泪。小时候王三喜教我劈柴，说这树叫“认主树”，谁家孩子在树上刻过名字，树就记得谁家粮仓在哪。我踮脚去看，树皮皲裂处，果然露出半截模糊的墨字：“王……三……”

    不是“王三喜”，是“王三”。我心头一跳。再往上扒拉树皮，更深的地方，还嵌着几个刻痕：“喜”字只露一横，“兰”字只剩草字头。我掏出手机拍下来，放大，像素糊成一片，可那“兰”字的草头，分明和我奶写字本上“美兰”二字的起笔一模一样——她爱把草字头写得又长又翘，像两片刚摘下来的韭菜叶。

    回到屋里，我翻出我奶那只樟木箱。箱底压着个蓝布包袱，解开是几件旧衣，最底下，裹着一本硬壳笔记本，封皮印着“红星公社赤脚医生培训教材（1971）”，可翻开全是空白页，只有最后一页，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，字迹颤抖：

    > 八月十七，雨。

    > 美凤来，说分红要停了。问为啥，她说上头改政策了，说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”。我说那我爹那份呢？她说“你爹早没了，账早平了”。我问诊断书呢？她说烧了。我说谁烧的？她不答，只盯着我袖口——我袖口沾了点松脂，黄亮亮的，像一滴没干透的泪。

    > 晚上睡不着，听见院里响。扒门缝看，是三喜，蹲在鸡窝边刨土。他埋了个铁盒，盖上土，又踩实。我没动。可第二天，鸡窝塌了半边，土翻得乱七八糟，铁盒不见了。

    > 我没问他。有些盒子，开了就关不上。

    笔记本掉在地上，我弯腰去捡，一张夹在页码间的泛黄照片滑出来。背面用铅笔写着：“七二年冬·鲜货站全体合影·摄于县文化馆门口”。照片上二十来个人穿着棉袄站成三排，背景是块斑驳的水泥墙，墙上刷着“抓革命促生产”六个红字。我一眼就认出我奶——她站在第二排中间，辫子粗黑，嘴角抿着，眼神却没看镜头，微微偏左，落在旁边那人肩上。那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胸前别着枚毛主席像章，右手插在裤兜里，左手搭在我奶肩膀上。他侧着脸，下颌线绷得很紧，眉头微蹙，像在听谁说话，又像在忍着什么疼。

    我放大照片，逐个辨认。第一排蹲着的姑娘们，有俩戴同款蓝布头巾；第二排站着的中年人里，有三个都戴着蛤蟆镜——七二年？我揉揉眼。再细看，那眼镜镜片是透明的，框却是绿塑料，镜腿弯成夸张的弧度。这是当时县里赤脚医生配发的防护镜，防的是药剂挥发的刺激性气体。

    我猛地合上笔记本，冲出门，直奔村卫生所。老所长正在给小孩看咳嗽，见我一头汗撞进来，吓了一跳：“咋了？又让野猪拱了苞米？”

    “张所长，七一年前后，咱公社赤脚医生，是不是发过绿框眼镜？”

    老人推了推老花镜，笑了：“哎哟，你咋知道这个？那哪是眼镜，是防氨气的！那时候县里给咱配双氧水、漂白粉，那味儿冲鼻子，不戴这个，眼泪哗哗淌。发了两批，第一批是七零年冬，第二批是七二年秋——那会儿正搞‘中西医结合’试点，鲜货站也归咱管，他们库房存的药材，得定期熏蒸消毒。”

    “鲜货站？”我嗓子发紧，“哪个鲜货站？”

    “还能是哪个？西街那个老洋楼啊！解放前王掌柜开的，后来改成供销社代销点，再后来……唉，再后来就归了咱们卫生所管库房。七二年那会儿，药材堆得比人高，光当归就两麻袋，全是王美凤她男人管着登记、熏蒸、晾晒。你爷……”老人顿了顿，压低声音，“你爷那会儿就在那儿帮忙，右胳膊抬不起来，就用左手记账。字写得可俊了，跟印刷体似的。”

    我转身就走，脚步虚浮。西街老洋楼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只记得那儿是间塌了半边的砖房，墙皮剥落，窗户用木板钉死，门楣上“鲜货站”三个字早被青苔盖住。可老人说，那楼底下有地窖，当年熏蒸药材用的，通风口通着后山鹰嘴崖——也就是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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