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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大家一起商量。我建议，把二叔、姑姑他们都请来，开个家庭会议，把事情摊开说清楚，看看大家能怎么帮衬。不是要他们无偿给钱，可以算借，或者用其他方式。总比你们自己硬扛，或者去借高利贷强。”

    大伯沉默。大妈在里屋听到，微弱地说：“别…别麻烦他们了…各家都不容易…”

    “妈，小民说得有道理。”一直沉默的古婷忽然开口，声音嘶哑，“我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扛大头。但我现在…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。爸，妈，是我对不起你们…亲戚那边，能借一点是一点，我写借条，我以后慢慢还，一辈子慢慢还…”她又泣不成声。

    “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追究责任和一味自责都没用。”古民站起身，“我现在去联系二叔和姑姑，看他们明天有没有时间。大家坐下来，一起商量个办法。光靠你们自己，或者光靠婷姐，压力太大了，容易出别的事。一家人，这种时候不帮，什么时候帮？”

    他走到阳台，开始打电话。先打给二叔，简单说明了情况，强调了损失的严重性和大伯一家的困境，提出希望明天一起商量下如何帮衬。二叔在电话那头沉默良久，叹了口气，说知道了，明天过来。又打给姑姑，姑姑反应更直接，先是震惊和同情，随即开始抱怨古婷“太傻”、“不听劝”，然后也叹息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但明天会过来看看。

    打完电话，古民回到客厅。“二叔和姑姑明天过来。今晚你们好好休息，尤其是大妈，按时吃药。婷姐，你也别多想，保存体力，明天还要一起商量后续。现在，先把眼前的日子过下去。”

    他离开大伯家时，天色已晚。他知道，明天的家庭会议，不会轻松。亲戚间的情分，在赤裸裸的经济损失和求助面前，将面临最现实的考验。二叔的“忘带银行卡”，姑姑的“刚买了理财”，或许已在路上。而他，需要提前想好，除了召集会议，自己能为这个陷入困境的家庭，提供怎样切实的解决方案，而不仅仅是空洞的安慰或指责。他需要计算，需要筹划，需要找到一个在人情与理性、责任与能力之间，可行的平衡点。二十八万，不仅是一个数字，更是一个沉甸甸的、需要整个家庭共同面对的难题。而他，这个刚刚步入职场、尚无多少积蓄的年轻人，将如何运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刚刚起步的资源，参与这场家庭危机的化解？这将是比职场风控更复杂、更贴近人性的考验。

    两周后的一个傍晚，古民接到母亲带着哭腔的电话，声音急促而慌乱：“小民，不好了！你婷姐出事了！她的钱，还有你大伯他们的钱，全没了！那个陈昊，联系不上了！”

    古民正在分析一份风控报告，闻言心头一沉，但并不意外。“妈，别急，慢慢说。具体怎么回事？婷姐现在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母亲语无伦次地讲述。原来，古婷在古民明确拒绝投资后，更觉自己机会难得，不仅将自己的二十万积蓄全数转给了陈昊，还在陈昊“额度珍贵、过期不候”的催促和“很快翻倍”的诱惑下，说服父母（古民的大伯和大妈）将仅有的八万元养老钱也拿了出来，一起投了进去。陈昊当时承诺，三个月内就有第一次“分红”，半年左右“本金加收益一起回来”。

    起初几周，陈昊还时常与古婷联系，嘘寒问暖，偶尔发一些看似在高档场所开会、看项目的照片，言语间透露出项目进展顺利。古婷沉浸在爱情与财富双重美梦中，在家族群里说话都更添了几分优越感。

    然而，从几天前开始，陈昊回复消息的速度明显变慢，从几小时到半天，再到一天。打电话过去，有时不接，有时匆匆说两句“在忙项目”“在开会”就挂断。古婷起初以为他工作忙，虽有不快但未深想。直到今天下午，她发去的数条消息石沉大海，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，最后竟变成关机状态。她心中不安，想起古民之前要的公司地址，跑去那栋写字楼查看，发现那间“基金办公室”大门紧锁，透过玻璃门，里面空空如也，连桌椅电脑都不见踪影，只有墙上那些励志标语和抽象画还在，显得格外讽刺。询问大楼物业，对方表示那家公司租期短，几天前就已匆匆退租搬走。

    古婷当时就懵了，在写字楼大厅瘫坐许久，才哆嗦着给父母打电话。大伯和大妈赶到，三人再去确认，面对空荡荡的办公室，最后一丝侥幸也破灭了。大妈当场血压升高，几乎晕厥。大伯气得浑身发抖，痛骂陈昊是骗子，也埋怨女儿糊涂。古婷则脸色惨白，精神恍惚，连哭都哭不出来。

    “现在怎么办啊小民？二十八万啊！你大伯家攒了多久！你婷姐那二十万，有十万还是她之前准备结婚用的！报警了，警察说这属于经济纠纷，立案了，但让等消息，说这种骗子可能都用假身份，钱也很难追…你大伯家现在乱成一团，你大妈哭得不行，你婷姐像丢了魂…”母亲的声音充满无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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