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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到现在也没学会喝中国同事每天灌的那种浓茶。太苦了。

    但豆浆这东西，加了糖之后意外地好喝。

    六个月前，他还站在特罗尔海坦那座爬满常春藤的老厂房里，看着长满杂草的测试跑道发呆。

    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日子恍如隔世。

    “埃里克！你在这里！”

    这个五十三岁的老底盘工程师最近瘦了至少五公斤，精神状态却比在萨博最后两年好了十倍不止。

    “看这个。”汉斯把纸递过来，

    “昨天晚上我们提的那个后悬挂拓扑修改方案，今天早上八点我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对面那帮中国小伙子已经把cae仿真跑完了。”

    埃里克差点把豆浆喷出来。

    “什么？昨天晚上十一点才定的方案，今天早上就出仿真结果了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。”汉斯指着数据表上的应力云图，

    “你看这个节点，他们不仅跑完了基础工况，还额外加了三种极端侧向载荷的对比。我问了一下，带队的底盘组小周说他们团队通宵干的。”

    埃里克接过那叠纸，翻了两页。

    数据很漂亮。不仅完整，而且细致程度超出了他的预期。

    “在萨博的时候，同样的流程走下来要多久？”汉斯突然问了一句。

    埃里克不用想就知道答案。

    “先提交申请单，等部门主管审批，排进仿真队列，起码两周。如果赶上圣诞假期或者夏休，一个月都打不住。”

    汉斯摊了摊手，那表情分明在说：你看吧。

    这就是埃里克来到绵阳之后，受到的最大冲击。

    不是食物。不是语言。不是气候。

    是速度。

    在欧洲做汽车研发，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流程管控。

    供应商确认函要走三级签字，设计变更需要召开跨部门评审会，连一颗螺栓的规格调整都得填七张表单。

    这套体系的好处是严谨，坏处是慢得令人窒息。

    一个底盘方案从提出到验证，在萨博至少要三到四个月。

    在沃尔沃可能更长。在奔驰和宝马那种大厂，半年都算快的。

    但在这里，从想法到仿真验证，经常只需要几天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。

    首先，决策链极短。他提出的任何技术方案，最多经过两层审批就能进入执行。

    那个叫李一男的ceo每周会来产业园至少两次，现场拍板的效率高得吓人。

    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母公司提供的那个叫‘飞书’的办公软件。

    所有专业术语和图纸批注，在聊天框里都能实现精准的实时中英互译，彻底抹平了语言的鸿沟。

    其次，供应链就在隔壁。需要打样的零件，发个消息给采购，第二天东莞或者重庆的工厂就能寄出样品。

    不象在瑞典，一个定制件可能要从德国或者意大利的供应商那边等上六周。

    最后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，这帮中国工程师不要命。

    他不是在夸张。他们真的不要命。

    刚来的头两个月，埃里克严格按照欧洲的作息习惯，早上八点半到岗，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回宿舍。

    结果每天早上来的时候，中国同事的办公桌上永远摞着昨晚十一二点才打印出来的新方案。

    有一次他忍不住问旁边那个叫陈星河的年轻工程师：

    “你们每天都加班到这么晚？”

    小陈当时正啃着一个肉夹馍，满嘴油渍地笑着说：

    “不算加班啊，这就是正常节奏。”

    “而且公司给的加班费实在是太丰厚了，平时一点五倍，周末直接双倍，真金白银从不画大饼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大老板说了，两年把车造出来，只要节点按时交付，不仅年底发二十四个月的薪水还有额外的奖金。时间紧任务重，大家这是在给自己挣身家呢！”

    两年造出一台车。

    埃里克当时听到这句话的第一反应是：疯了。

    在欧洲传统车企，一款全新车型从立项到量产，五年是基准线。

    七年也很常见。即便是效率最高的日本车企，也很少能压缩到三年半以下。

    但现在，看着厂房里那台已经初具雏形的“星驰”工程验证车，看着每天都在快速迭代的底盘数据，埃里克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：这帮人可能真的做得到。

    当然，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。

    头三个月几乎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。<script>chapter_content();</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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