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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劲松是一个星期后的3月3日正式加盟精益电器的。
担任精益电器副总经理兼影碟机事业部负责人,负责组建从研发、设计到制造整个流程的研发管理团队。
精益方面为王劲松的加盟举行了小范围但相当隆重...
张建川从市政府大楼出来时,天色已近正午,风势稍缓,但空气里仍浮着一层灰白的冷雾,像一张没擦干净的玻璃窗,把整座汉州市裹得沉甸甸的。他没打车,也没让司机来接,就沿着梧桐枯枝掩映的林荫道慢慢往回走。皮鞋踏在薄霜覆着的水泥地上,发出细碎而清晰的咯吱声,每一步都像踩在时间的骨节上。
身后,市政府那栋浅褐色的五层小楼在雾中渐渐缩成一个模糊的轮廓。方韫芝最后那句“建川啊,你这路子,走得比我们这些当官的还稳”,还在他耳根边嗡嗡地响。不是夸,也不是赞,是某种更沉的东西——一种被现实反复捶打过后,终于认出来的分量。
他摸了摸大衣口袋,里面静静躺着两张纸:一张是昨夜财务部刚打印出来的《2023年度管理层奖金发放明细(初稿)》,另一张是今早吕云升塞给他的、用牛皮纸信封封好的《基层一线员工年终奖发放方案(试行)》。后者没盖章,没签字,只有手写的几行批注:“按岗位系数+工龄系数+绩效系数三重加权;汉州籍员工额外叠加‘本土就业激励系数’0.08;安江籍再+0.05;所有系数上限封顶1.3;发放节奏:腊月廿三前发50%,正月初八后发30%,元宵节后发剩余20%。”
字迹潦草,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狠劲儿。
张建川把信封翻过来,背面一行小字写着:“冬英说,钱要发得烫手,更要发得踏实。烫手,是让人记得住;踏实,是让人信得过。”
他笑了笑,把信封重新塞回内袋,指尖触到硬邦邦的手机边缘。开机,屏幕亮起,未读消息跳出来——林冬英发来的,只有两个字:“签了。”
没有多余的话,没有附带文件,甚至没加个句号。可张建川知道,那是《股权无偿转让协议》和《期权分配确认书》的电子签署完成通知。章逆非的名字,已经正式出现在益丰集团股东名册第十一位,持股0.5%,与汉州市财金投资公司并列。而林冬英本人,股份从14.2%降至13.7%,连同她代持的几位老股东隐名份额,实际控股权依然稳稳压在15%之上。她没要一分钱对价,只在协议附件里加了一条:“章逆非须承诺,未来八年不得以任何方式减持、质押或转让所持股份;若其主动离职或因重大过失被解聘,则该0.5%自动无偿回转至林冬英名下,由其指定管理团队代为持有。”
张建川盯着那两个字看了足足半分钟,忽然抬手,把手机屏幕朝向天空。灰蒙蒙的云层裂开一道极细的缝隙,一束微弱却锐利的阳光斜刺下来,不偏不倚,正落在“签了”二字上,把那两个墨色的字照得几乎发亮。
他收回手,继续往前走。
街角那家开了十五年的“李记油茶铺”还在。木头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黑,门帘上结着冰碴,掀开时“哗啦”一声脆响。铺子里人不多,三五个穿蓝布工装的老汉围坐在矮桌旁,捧着粗瓷碗,呼噜呼噜喝着滚烫的油茶。热气蒸腾,糊住了玻璃窗,也糊住了他们脸上纵横的皱纹。张建川熟门熟路地钻进去,在靠墙最里头那个空位坐下。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他,也不招呼,只把一碗刚出锅的油茶重重墩在他面前,油星子溅到他袖口上,泛起一点淡黄的光晕。
“张总,今儿个咋自己来了?没跟那个……周小姐一块儿?”老板娘抹着围裙,声音粗粝却带着熟稔的调侃。
张建川笑笑:“她昨儿熬太晚,今儿补觉呢。”
“啧,年轻人嘛,火力旺。”老板娘转身去舀第二碗,“听说你们厂里又要发大钱?我儿子在天津益丰干流水线,上个月寄回家五百块,他爹看了直哆嗦,说比他在棉纺厂干二十年还多出两百!”
张建川没接话,低头吹了吹碗里浮着的芝麻和花生碎。油茶滚烫,香气浓烈,带着陈年茶末的微苦和猪油的醇厚,一口下去,胃里立刻暖了起来,连带着四肢百骸都松动了。他抬头看着老板娘忙碌的背影——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后腰处,还缝着一块深蓝色的补丁,针脚细密,歪歪扭扭,像是谁笨拙又固执的签名。
“李姨,”他忽然开口,“您儿子,今年多大?”
“二十三,属猴的。”老板娘头也不回,“刚转正,说是下个月能评三级技工。”
“工资涨了没?”
“涨了!涨了八十!现在拿一千一!”老板娘的声音陡然拔高,带着一种近乎炫耀的骄傲,“人家天津那边管吃管住,还发劳保鞋!我们县里厂子,连双胶鞋都舍不得发!”
张建川点点头,端起碗,又喝了一大口。油茶顺着喉咙滑下去,暖意一路烧到胸口,可心里却像被什么钝器轻轻撞了一下,闷闷的,不疼,却挥之不去。
他想起昨天傍晚,在益丰总部三十七楼会议室落地窗前,林冬英指着窗外远处一片低矮的棚户区说:“建川,你看那片。三年前,那里还是安江化肥厂的职工宿舍。现在,一半房子塌了,一半租给了来汉州打工的外地人。租金便宜,水电不通,冬天漏风,夏天漏雨。可你知道吗?上个月,我们益丰在天津招的三百个新工人里,有八十六个,老家就在那片棚户区后面那条叫‘幸福巷’的窄巷子里。他们填表时写籍贯,写的全是‘安江县幸福巷’,可幸福巷早没了,只剩个名字。”
当时没人说话。杨德功捻着烟,没点;高唐盯着窗外一只盘旋的麻雀,没眨眼;武雪澜低头翻着一份报表,手指停在“人均培训投入”那一栏,久久没动。
张建川把最后一口油茶喝尽,碗底沉着几粒没化开的红糖。他掏出钱包,抽出两张十元钞票压在碗底,起身离开。老板娘追出来喊:“张总,找零!”他摆摆手,脚步没停。
走出油茶铺五十米,他拐进一条岔路。这里没门牌,没店招,只有一扇锈迹斑斑的铁皮门虚掩着,门楣上用白漆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:“玉梨食堂”。
推开门,一股混杂着酱油、辣椒和蒸汽的浓烈气息扑面而来。十几张不锈钢长桌整齐排开,桌上摆着统一的搪瓷缸和铝制饭盒。二十多个穿深蓝色工装的年轻人正排队打饭,队伍末尾,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正踮着脚往窗口里张望,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——那是人力资源部刚下发的《2023年度基层员工年终奖测算表》。
张建川没惊动任何人,就站在门边阴影里看着。
打饭窗口里,炊事班老班长正一手勺一手铲,动作麻利地给每个饭盒里堆满红烧肉、青菜和米饭。他看见张建川,只抬了抬眼皮,算作招呼,手里的活儿没停。张建川的目光扫过那些年轻的脸——有的黝黑,有的苍白,有的还带着学生气的稚嫩,有的则已刻上生活的风霜。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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