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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两日的筛选，杨士奇与姚广孝从落罢试卷中，遴选出二十份，与之前三百份试卷放在一起，合计三百二十份。
完成了三场试卷评阅，便是试卷的排名与填写草榜之事。
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既然是排名，应该是从第一名开始吧。
可现实不是这样。
排名之前，考试官先将所有试卷，用字号编定名次，然后填写名次草榜，草榜填写是从第十八名开始的，明中期调整为第十九名。
草榜一式三份，考试官一本，提调官与监试官各一本。
考官按照草榜之上的名次，调阅朱卷与墨卷，查对三场考试试卷，都不存在问题之后，则将朱卷与墨卷放在箱子里，贴个封条做标记。
忙完这些工作之后的第二天，便安排主考官、监试官、提调官一起拆卷，以填写正榜。拆卷也是从十八名（或十九名）开始，完成这些之后，然后拆各房卷首。
这里的各房卷首，需要解释下。
举人三场考试，有《四书》义三道、《经》义四道，试论一道，判语五条，诏浩表内科一道，试经史策五道。
把这些题的数量加起来，正好是十九道题。
评阅的时候，每一道题分一个房间去评阅，选出每一道题里面的第一名，这就是前十九名。
至于一开始为什么是十八名，可能是有一房不太重要，被忽视了……
在很多文章中，说明代科举考试，其实就考第一场，即书经义这一场。
这其实是不公正的，也是不客观的。
明初评阅试卷，分了十八房，每一个房的地位是相当的，可以说是一视同仁，重要性都是不可取代的。
只有到了中后期，明代才出现了“五经魁”，即以五经论输赢，只要你八股文写得好，其他如判语、经史策等，纵是鬼神不通，谁都看不懂，也能中第。
这种局部成绩取代整体成绩，在明中后期确实是存在的。
这也可以理解，像是经史策之类的，后期字数动不动就千字以上，比写论文还难。
一些举人绞尽脑汁，吐干净唾沫，才写了出来。到了考试官那里，瞄了一眼，又臭又长，怎么看？
而且审阅官人少，卷子却很多，天天在这里评阅卷子，半个多月没办法回家陪老婆孩子，也不是个事。
为了早点回家睡觉，大家都省点事，你们写好八股文，我们审好八股文，就这样说好了，落榜的那位，回家别看什么经史策了，专心练习八股文吧。
说到底，八股文的危害，虽是朱元璋埋下的苗，但真正桎梏天下的根，还出在这群偷懒的考官身上。
他们越懒，越在乎八股文……
天下举人想要上这艘船，只能拿出八股文的票，拿错了票，是不会让你登船的。
像是杨士奇、姚广孝这种逃票混上船的，可谓极为罕见。
对于大部分举人而言，只能回家研究八股船票的问题。
六月三十日，方孝孺、姚广孝、杨士奇，进武英殿，汇报科举之事。
“此番取士合计三百二十名，俱以填入正榜，只待明日，便可张榜于贡院之外。”
方孝孺呈献给朱允炆一份清单。
朱允炆满意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这些时日，辛苦你们了。”
接过清单，朱允炆仔细看去，三人点中的会元，名为王艮，第二名胡靖，第三名为金幼孜，而杨荣，位列第四。
一一扫过，在二十名位置，才看到了杨溥的名字。
“终于来了。”
朱允炆轻轻说道。
曾经在朱棣手下，辅佐朱棣开创永乐盛世的“三杨”内阁，终于全部走入了朝廷！
而他们，将辅佐我朱允炆，开创建文盛世！
至于其他，朱允炆并不太在意。
科举提前一年，搞得如此紧张，说到底，只是为了杨荣与杨溥这两个人。
如今朝堂之上，朱允炆用得趁手的，除了解缙，就没人了。
姚广孝与杨士奇是不错，但他们并非是科举出身，也还没有朝堂积累，毫无群众基础，只凭着朱允炆的欣赏，是站不稳朝堂的。
所以朱允炆安排杨士奇去了国子监，日后国子监出来的官员，那都是杨士奇的学生，这才是杨士奇未来跻身朝堂的关键。
至于姚广孝，他做的事更多，不仅需要辅助编写《太祖实录》，还需推动国子监革制，时不时还得出趟门，去中军都督府转转，与徐辉祖、朱棣等人商讨三大营战阵配合问题。
朱允炆还将报恩寺、英烈碑的事交给了姚广孝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也是和尚，方便与天界寺的人打交道。
所以，在杨士奇与姚广孝还没站稳之前，朱允炆需要杨荣与杨溥这两个科班出身的人，早点把这些人磨练出来，朱允炆才能更好掌控朝局。
未来的路会更为艰难，尤其是北方边境、迁都之事，没有足够的人站出来支持，朱允炆很难办成。
步步掣肘的朝堂，耗费了朱允炆太多的精力。一年来，可以说是施政三分，内斗七分，大部分精力都拿去和官员扯皮了。
这样的状况，必须打破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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