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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李世民没有立刻继续往下说。

    他站在水池边，目光从水底的水泥块上移开，落在了李逸尘身上。

    这个年轻人刚才说的那些话——关于水泥不该只藏在深山老林里，关于产业是一条链子，关于让百姓有饭吃就...

    我忽然想起贞观元年，刚登基那会儿，我让房玄龄拟一道诏书——“凡天下能工巧匠、精于算术、通晓水利、熟谙农桑者，无论出身，皆可赴京应召，授以实职，赐田宅、免徭役。”

    诏书发出去三个月，应召者不足百人。

    工部呈上来的名录里，七成是将作监旧吏、少府匠户子弟；两成是州县推举的“老农”“老匠”，连字都识不全；剩下那一成，竟是些落第举子，因科场失意，转而投奔工部，想混个闲职糊口。

    我当时没多想，只觉是民间乏才，便又加了一道恩典：凡通《九章》《海岛》者，授从八品下阶“算学博士”，入国子监任教。

    结果呢？

    国子监祭酒来奏，说那些人进了学宫，日日与博士争执——不是争经义，是争“圆周率当取三又七分之一，还是三又五十分之十七”。

    博士说：“此乃圣人定数，何须再议？”

    匠人说：“我铸钟，用三又七分之一，钟声闷浊；改用三又五十分之十七，声清越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。圣人未铸过钟，怎知此数对错？”

    祭酒气得胡子翘起：“岂有此理！匠人妄议圣人！”

    我听了，只一笑，没罚，也没赏。

    如今回看，那场争执，早埋下了今日的根。

    不是匠人狂妄。

    是圣人写的书里，真没写钟怎么铸。

    真没写渠怎么修。

    真没写铁怎么炼到七百炼而不脆。

    真没写一斗粟种在渭北旱地，与种在洛阳水田，出苗日差几日、分蘖数差几穗、灌浆期需水差几寸。

    这些事，圣人没写。

    不是圣人懒。

    是圣人活着的时候，没人拿尺子量过渭河每十里淤沙厚度；没人把铁块烧红七次又淬火七次再测其韧度；没人把一百亩地按不同坡度、不同土质、不同肥力分成二十块，连续三年记录收成。

    这些事，要靠人蹲在泥里、守在炉边、趴在图纸上，一寸寸量，一次次试，一笔笔记。

    这叫“格”。

    不是格物致知的“格”，是“格杀勿论”的“格”——是硬生生把一个东西拆开、掰碎、剖透，直到它再无秘密可藏。

    李世民做的，就是把“格”这件事，从匠人口耳相传、师徒秘授、家族暗藏的私活，变成一门可教、可学、可考、可传的公学。

    他不许学生做官，不是怕他们争权。

    是怕他们一旦做了官，就再不肯蹲下身去摸石头的冷热、闻铁水的腥气、数稻穗的粒数。

    官位是诱饵，也是牢笼。

    一旦入了朝堂，说话要引经据典，奏疏要骈四俪六，决策要兼顾舆情、门第、礼法、体统……

    哪还有空去看一匹布经纬密度差半根线，织机就会卡顿三刻钟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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