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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<b></b>陆震廷是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拿到那份调查报告的。

    不是通过快递，不是通过电子邮件，而是通过一个人。那个人姓周，五十岁左右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夹克，戴一副银框眼镜，看起来像一个中学教师。他在重庆一家商业调查公司做了十五年，经手的案子不计其数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他的客户名单里有银行、保险公司、律师事务所，也有像陆震廷这样的私人企业家。他不问原因，只做事情。做完之后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货是一份文件，用牛皮纸信封封好，没有抬头，没有署名，干干净净。

    他们在渝中区一家老茶馆的包间里见面。茶馆是周先生选的——不在商圈，不在写字楼附近，藏在一片老居民楼的底层。门面极小，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木匾，上面写着“巴山茶社”三个字，字体已经模糊得快要认不出来了。包间在二楼，窗户正对着一面爬满了爬山虎的旧墙。爬山虎的藤蔓从墙根一直攀到屋檐，密密匝匝地叠了好几层，把整面墙都裹在暗绿色里。光线从藤蔓的缝隙里漏进来，昏暗而安静。隔音极好，除了倒茶的服务员，没有任何人来打扰。

    周先生把信封放在桌上，推到陆震廷面前。他的手指干燥而稳定，指甲剪得很短，像外科医生的手。

    “都在里面。你让我查的。”

    陆震廷接过信封，没有立即打开。他端起桌上的盖碗茶，抿了一口。茶是永川秀芽，味淡而涩，泡得过了时辰。他放下茶碗，把信封撕开。

    里面是一叠照片和一份文字报告。

    照片是从不同角度、不同时间拍到的。第一张拍的是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的街头。尼玛站在一个摊位前，手里拿着一条毯子，正在和两个外国游客说话。她穿着那件红色藏袍，头发编成一条粗辫子垂在肩上，手腕上的念珠在阳光下泛着光。第二张拍的是她在杜巴广场擦拭那尊象神雕像。第三张拍的是她独自走在加德满都某条小巷里，手里提着一个布袋，布袋的边缘磨出了线头。照片质量不高，有些模糊，像是用长焦镜头拍的，颗粒感很重。但每一张都足以清晰地辨认出她的脸。

    文字报告不厚，六页纸，五号宋体打印，排版干净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第一页是基本情况——姓名、年龄、民族、出生地、家庭成员、现居地址。第二页是社会关系——亲戚、朋友、日常接触的主要人群。第三页往后是行为描述，以时间轴排列，精确到每一周的活动轨迹。报告的措辞客观而中立，没有一句断言。它用了一系列动词和名词的组合——她“出现在”哪里，“接触了”什么人，“与某某有过几次交谈”。这些组合放在一起，像拼图一样，拼出了一个轮廓。

    那个轮廓是：尼玛·夏尔巴，在加德满都旅游区谋生，与多名外国游客有过接触，曾多次单独带男性游客前往博卡拉。

    陆震廷看着那些照片和文字。他没有皱眉，没有冷笑，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。他的表情和他在谈判桌上面对对手时一模一样——平静，集中，所有的计算都在表面之下。他用拇指一页页地翻过那些纸张，在某些段落停得久一些，在某些段落跳过去。窗外爬山虎的叶子被风吹动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茶馆隔壁有人在打麻将，洗牌的声音隔着墙壁隐约传来，哗啦哗啦，像远处有谁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。

    他翻到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是一张照片——尼玛坐在一辆中巴车的副驾驶座上，旁边坐着一个外国男人。男人大概四十岁左右，穿着登山服，皮肤被晒成了古铜色。两人在说话，车窗外的背景是通往博卡拉的山路。照片的角度让他们的距离看起来很近，近到可以被描述为“亲密的距离”。

    陆震廷知道这张照片不能证明什么。照片上的两个人甚至没有肢体接触。但报告不需要证明什么。它不是法庭上的证据，不是用来给法官看的。它只是用来给客户提供信息。而信息的价值，不在于它证明了什么，而在于它可以被用来做什么。

    他把最后一页合上，把照片塞回信封里。

    “那个男人是谁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英国登山者。每年都去博卡拉。在泰米尔认识的。”周先生端起茶碗喝了一口，“他的信息在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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