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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重油发电的成本确实太高了。
鸭脷洲电厂六台重油机组,一年要烧掉两百多万吨燃料油。
而这些燃料油全部都需要从新加坡进口。
虽然国际油价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有所回落,但每桶三十美元以上的价格,换算成发电成本,重油比燃煤高出将近一倍。
港灯每年的燃料支出超过十亿港币,其中重油占了大头。
如果能把这部分成本压下来,港灯的利润表会好看很多。
但问题是,鸭脷洲电厂发电机组设计之初就是烧油的。
现在如果要改成烧煤,需要改造锅炉。
投资不小,改造周期也长。
南丫电厂倒是烧煤的,但一号机组刚投产,二号机组还在建,装机容量撑不起港岛的整体供电需求。
短期内,重油机组还是发电主力。
除此之外,陈秉文还注意到港灯的燃料供应,长期依赖新加坡这个单一来源。
每年消耗的燃料油,百分之六十九来自新加坡。
这意味着港灯的发电成本,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别人手里的。
新加坡那边只要提高价格,港灯就只能被动接受。
考虑到集团现在和新加坡港务局的关系。
他非常担心这个供应渠道的稳定性。
除了燃料油,燃煤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南丫电厂虽然烧煤,但煤炭从澳大利亚和南非进口,海运周期长,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大。
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,国际煤价涨了百分之十二,港灯每年要多支出八千万的燃料成本。
而港灯的电力供应覆盖港岛和南丫岛一百多万用户,一旦燃料成本失控,要么涨电价引发民怨,要么亏本发电侵蚀利润。
所以,燃料问题看似简单,实则背后牵涉的因素很多。
供应渠道的单一性、国际价格的波动、运输周期的长短,哪个环节出问题,港灯的发电成本就会失控。
所以,在曹启森汇报燃料问题的时候,他大脑第一时间就想到把重点采购渠道从新加坡转到内地。
他记得内地的石油产量在1982年已经突破了一亿吨。
胜利油田、大庆油田、辽河油田,每年的原油产量都在增长。
虽然内地的炼油能力有限,但燃料油这种相对低端的产品,内地应该能供。
而且内地有华润这个通道在,只要华润愿意牵线,直接从内地采购燃料油,价格和供应稳定性都有保障。
除了燃料油,内地的煤炭储量并不逊色于澳大利亚。
山西大同、河北开滦,都是年产千万吨级的大矿。
解决港灯的燃料用煤应该问题不大。
想到这里,陈秉文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。
于是,他对曹启森安排道:
“燃料的事,你先等一下。
先按现行条款续签短期协议,把重油的采购合同延期两个月,别签长期锁定价格的那种。
我这边研究一下,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。”
曹启森愣了一下,迟疑着说:“陈生,如果只签短期协议,供应商那边可能会提价。
新加坡那边的人很精,知道我们合同快到期了,肯定会趁机抬价。”
“让他们抬好了。两个月之内,我会找到替代方案。”
陈秉文微微颔首。
曹启森虽然心里有些没底,但看陈秉文说得这么肯定,也没有再追问,点了点头:“那我先跟供应商谈短期续签的事。”
“好。
南丫电厂二号机组的施工进度,你亲自去盯着。
至于施工方资金周转有问题,你按照项目进度,从集团那边拨一笔款,支付给施工方。
然后派人去监督,专款专用。
跟他们讲清楚,钱我们按进度付,但工期一天都不能再拖。
今年夏天之前,二号机组必须并网发电。”
曹启森神色一正:“明白。我下午就安排人去工地。”
“去吧。燃料的事,有进展了我会通知你。”
曹启森合上文件夹,站起身,向陈秉文点了点头,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
等曹启森离开办公室,陈秉文靠在椅背上若有所思。
港灯和中华电力过去不是没有从内地买过煤和燃料油,但量都不大。
内地的煤炭质量是稳定,冷值低高是一,含硫量偏低,港灯现没的锅炉需要调整燃烧参数才能适应。
燃料油的情况也差是少,内地炼油厂生产的重油粘度小、杂质少,长期使用对喷油嘴和炉膛的损耗比新加坡油更小。
但那些问题是是解决是了。
关键在于没有没人愿意花力气去解决。
过去港灯是英资的资产,跟内地的关系向来热淡,自然是会主动去找华润谈长期供应。
中华电力这边更是如此。
嘉道理家族和伦敦的关系更近,采购渠道一直倾向澳小利亚和南非。
现在港灯的老板换成糖心集团,情况自然是同了。
想到那外,我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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