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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天。

    李恒和宋妤从卧室出来时，麦穗已经买了早餐回来，各式各样的，在茶几上堆了一堆。

    宋妤同麦穗说谈几句，就洗漱去了。

    李恒一屁股坐在麦穗旁边，侧头观察她。

    麦穗一开始还像个...

    林国栋坐在医院门诊楼外的长椅上，手边搁着半瓶喝剩的温开水，铝制瓶身被阳光晒得发烫，他却没去碰。风从梧桐树梢刮下来，卷起几片枯黄卷曲的叶子，在水泥地上打转，像几只垂死挣扎的灰蝴蝶。他盯着那几片叶子，忽然想起昨儿夜里发烧到三十九度二，护士拿体温计在他腋下夹了三分钟，抽出来时水银柱颤巍巍顶在刻度顶端，像一根绷紧的弓弦——就差那么一毫，就要断。

    他摸了摸左肋下方，那里还隐隐发沉，像塞了一团浸过凉水的旧棉絮，不疼，但压着，喘气都得收着腹肌。医生没开新药，只把前次的消炎片剂量减了半，说：“炎症退了，肝功指标也稳住了，但你这底子虚，不是吃几顿药就能补回来的。”又递过一张纸，上面印着“建议全休两周，避免熬夜、饮酒、情绪剧烈波动”，末尾一行小字写着“尤其忌食高脂、油炸及动物内脏类食物”。

    林国栋把那张纸折了三折，塞进裤兜最里层。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熬坏了。去年冬天开始咳嗽，断断续续拖了五个月，咳得后半夜睡不着，靠在厨房灶台边灌半碗蜂蜜水压住喉咙痒；今年三月骑车送完货，突然眼前发黑，扶着电线杆站了七分钟才缓过劲；上个月在菜市场买猪肝，摊主刚切好一叠红艳艳的肝片，他盯着那颜色，胃里猛地一翻，转身蹲在巷口干呕，吐出的全是酸水。

    可他不能歇。

    供销社改制文件贴在街口布告栏第七天，他就抄了三遍，用的是蓝黑墨水，笔尖压得纸面微微凹陷。上面写明：原集体所有制职工，自愿申请转为合同制，工龄连续计算，但工资结构按岗位绩效核定；不愿转签者，由单位协调安置至下属劳动服务公司，待遇参照最低保障线执行。底下密密麻麻盖着鲜红公章，最后一个落款日期是四月十七日——今天，是四月二十三日。

    他摸出烟盒，是“丰收”牌，九分钱一包，软包，纸面有些潮软。抽出一支，没点，只用拇指反复摩挲滤嘴处那圈浅黄色的纸纹。烟丝是掺了烟梗的，抽起来嗓子发涩，但他习惯了。从前在县农机厂当钳工，八小时站在铁屑飞溅的车床旁，嘴里叼着烟，烟灰积了半寸都不弹，就让它自己断、自己掉，落在蓝布工装前襟上，烧出一个个褐色小洞。

    现在他在城西副食品批发站当送货员，骑一辆永久牌28寸加重自行车，后架焊了两根钢管，绑上四只竹筐，每天清晨五点半出发，沿三条主街、七条支巷、两个棚户区、一座老桥，把酱油醋、挂面白糖、罐头饼干一一卸下。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的缝隙时会颠一下，震得腰眼发酸；下雨天木箱受潮变重，绳子勒进掌心，裂口渗血，混着雨水发白。

    他听见身后传来皮鞋踏在水泥地上的声音，不疾不徐，鞋跟敲出一种带节奏的笃、笃、笃。没回头，只把烟盒往裤兜深处又推了推。

    “国栋。”

    是陈卫东的声音。林国栋慢慢转过头。

    陈卫东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色中山装，领口纽扣系到最上一颗，袖口露出一截手腕，腕骨凸起，皮肤下青筋微显。他手里拎着一只搪瓷缸，缸身上印着褪色的“先进生产者”红字，边缘磕掉一块釉，露出灰白胎底。他没看林国栋的脸，目光落在他搁在膝盖上的那只铝瓶上，停了两秒，才抬起来。

    “听老吴说你住院了。”他说，语气平得像念通知，“肺炎？”

    “肝区有点炎症。”林国栋答，声音哑，像砂纸磨过木头。

    陈卫东点点头，拧开缸盖，热气腾地冒出来，是红枣桂圆枸杞茶，甜香混着药气，在初夏微燥的空气里浮开一层薄雾。“我让媳妇熬的，趁热喝。”

    林国栋没接。他盯着陈卫东左耳垂上一颗芝麻大的黑痣，和十年前在农机厂车间里一模一样。那时陈卫东是技术科副科长，林国栋是三级钳工，两人常在午休时蹲在厂门口啃冷馒头，陈卫东掰一半给他，说：“手艺活儿，肚子里得垫实。”后来厂子黄了，陈卫东调去商业局，林国栋托关系进了副食品站，再见面已是三年前，在粮店排队买糙米，陈卫东排在他前面，买了十斤，林国栋买了三斤。两人谁也没打招呼，只是各自拎着布袋，低头走出店门，一个向左，一个向右。

    “听说改制的事了？”陈卫东问，终于把搪瓷缸往前递了递。

    林国栋点了下头，喉结动了动。

    “签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没。”

    “想清楚没有？”

    林国栋没说话。他想起昨天下午在住院部走廊遇见的赵会计。赵会计抱着一摞泛黄的工资册子，看见他，脚步一顿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只把册子抱得更紧了些，指节发白。那册子边角卷曲，封面用毛笔写着“1979-1983年工资发放明细”，纸页脆得像蝉翼，一碰就簌簌掉渣。赵会计是厂里老人，干了三十年，去年刚退休，每月领三十八块六角。她没儿子，只有个女儿嫁去了外地，逢年过节寄回两斤挂面、一包方糖。

    他还想起今早办出院手续时，窗口那个戴玳瑁眼镜的姑娘，一边敲算盘一边报数：“林国栋，住院六天，自费部分七块九毛三分，已交押金十元，找零二元零七分。”她把三枚硬币推过来，两枚一分，一枚五分，铜色暗淡，沾着一点算盘珠子上的白粉。林国栋伸手去接，指尖碰到她冰凉的手背，她迅速缩回手，低头整理账本，耳根却慢慢红了。

    “我看了文件。”林国栋终于开口，声音低下去，“绩效怎么算？”

    陈卫东没立刻答。他仰头喝了口茶，热气氤氲中，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。“按单量，按时效，按客户签字率。月底汇总，前三名涨一级工资，末位两名谈话。”

    “谈话？”

    “就是劝你，考虑转岗。”陈卫东放下缸子，从内袋掏出一张折叠的纸，展开，是张手绘的表格，横竖线用直尺画得笔直，格子里填着密密麻麻的小字：王建国，42岁，送货车三辆，日均单量23.6，客户签字率91.3%；李秀兰，39岁，片区覆盖5个居委会，投诉率0.7%；刘大勇，36岁，无事故记录，连续两年安全标兵……

    林国栋扫了一眼，手指无意识抠着长椅木条的裂缝，那里积着经年的灰尘与霉斑。“老张呢？”

    “张师傅？”陈卫东顿了顿，“上月调去仓库做账了。”

    “他骑不了车了。”

    “他腿摔伤三个月了。”

    林国栋没反驳。他知道。上个月十五号，张师傅送货途中被一辆抢行的板车撞翻，左小腿骨折，石膏还没拆。但没人提过他还能不能回来蹬车——就像没人提过赵会计柜子里锁着的那本手写《库存损耗登记簿》，里面记着1984年至今所有“自然损耗”：酱油漏瓶、饼干受潮、罐头锈蚀……每一笔后面都签着张师傅的名字，日期精确到日，字迹越来越歪，最后一笔是上月二十号，墨水洇开一团模糊的蓝。

    “你呢？”林国栋忽然问，“你在商业局，管不管这个？”

    陈卫东看着他，很久，才说：“我分管企业改制协调组。”

    林国栋喉头一紧，像被人攥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所以你是来……劝我签的？”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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